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5期
原题：七千人大会到“西楼会议”
作者：邓力群 口述丨朱元石 记录整理
少奇同志在中国党和中国革命的历史发展的几个重要阶段，所建立的功勋、体现的品德、留下的著作，应该列入我们的党史、国史的重要篇章。我作为帮助少奇同志工作过一段的人员，有责任把我直接听到的、看到的以及间接听到的、看到的，尽可能地讲出来，给同志们提供必要的材料。
也有一定的可能性，因为这些重要的事情，几十年来反复地想，反复地理解，细节可能忘了不少，但重要的事现在还可以回忆起来。
我想到一件事、一个问题，就列一个问题，写下来，没有什么秩序，想到什么就写什么，还只是题目。
从何说起呢？想来想去，还是从“七千人大会”到“西楼会议”这一段讲起。讲完这一段再讲其他的问题。讲“七千人大会”，不是说就从1962年讲起，这是一个标志，实际上，要往前追溯。
批判彭德怀的那次“庐山会议”，我没有去，胡绳去的。在会议进行到批判彭德怀的时候，少奇同志也参加了批判。可是他对胡乔木讲：你给主席说说我的意见，批判，到这个会议为止，不要往下传达了。少奇同志是怕好不容易搞起来的纠“左”工作因此半途而废。
胡乔木前思后想，十分为难，在征求一位领导同志的意见后，没敢给毛主席讲。这样一来，“庐山会议”批彭的文件一级一级地往下传达，把“郑州会议”以后一直到“庐山会议”前期的纠“左”中断了，全国各级大批右倾机会主义，层层批，层层戴帽子。
本来经过九个月的纠“左”，情况正在逐渐好转，但也只是到干部这一层，五级干部会。本应该是干部想通了以后，到群众中去纠，但这时还没开始。各地“左”的错误也不平衡，有的地区很严重，有的地区好一点。比如陶铸同志、王任重同志，在“大跃进”初期，他们也是一样的“左”。可是到1959年三四月“上海会议”以后，他们感觉到不能再这样干下去了，回去在领导机关、在干部中间开始作自我批评。像他们所在的地区，情况就好得多，但原来“大跃进”的那个“左”，也还没有纠正。河南、安徽、甘肃、青海几省一些地方，等到“庐山会议”的东西下去以后，正好火上加油，就更“左”了。
“庐山会议”后没有几个月，到1959年11月、12月，河南的问题、安徽的问题开始暴露（大饥荒时期的“五虎上将”），但还没有反映到中央，没有反映到毛刘周朱他们的耳朵里。1959年12月，我们几个人正陪同毛主席读书，那时毛主席的心情好像没有什么着急的事情，那些事情还没有反映到他那个层次。到1960年的春天，“信阳事件”暴露了，群众来信，人民来访，上告的越来越多，反映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中南海里的秘书室派人下去了解。我的一位老朋友彭大章，是秘书室的负责人之一，他带领人下到信阳进行调查了解，回来跟我讲：老邓，问题真严重啊！说时神色惨然。
后来先念同志也去了。回来讲，他去过的村庄，妇女没有一个不穿白鞋的。（千正旺：信阳事件与中南局第一次会议）
怎么造成这样一种情况的？是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严重的浮夸，征了过头粮。还有特别厉害的一条是，没有饭吃了，村子里能够吃的、能够找到的都吃光了，为了保住他那个浮夸，竟不让逃荒，让民兵把着。这里没有饭吃，到别的地方去逃荒，历史上哪朝哪代都是这个办法，解放以后遇到大灾大荒之年也都是这个办法，不让逃荒，强迫命令，把本来可以活下来的人饿死了。
事情都有一个认识过程。这些骇人听闻的情况反映到毛主席那里，刚一开始，简直令人不可想像，我们的党员，我们的农民干部，难道会干出这样的事情来？不可能！唯一可能的是地主、富农进行阶级报复。他们对人民有仇恨呐，对分了他们地、斗争了他们的那些农民有仇恨嘛。是民主革命不彻底，这些人照样在农村占了统治地位，他们利用这种环境、这种条件，对我们基本群众实行阶级报复，才会造成这样前所未有的严重情况。就是在这样一个认识底下， 1960年春中央发了一个文件下去，要在那类地区进行“民主革命补课”。我记得当时甘肃的陇东有一个什么大案，贵州的一个什么地方也有一个大案，作为了阶级敌人进行阶级报复的典型。少奇同志要钱瑛大姐去调查，也说性质属于阶级敌人报复。
陶铸同志，他当时是中南局的第一书记，亲自到信阳考察，结果才发现，干这些事情的，统统是贫雇农出身的干部。是省委主要领导人向下一级一级压他们，他们本来作风也不好，就这样，上下造势，互相促进，互相支持，造成这样严重的情况。从这时开始感觉到农村情况、农村问题不简单。暴露这种问题的地区也就越来越多。根本问题是“左”。
接着，1960年6月，来了个布加勒斯特会议，赫鲁晓夫粗暴地对我们党搞突然袭击，要我们跟莫斯科“对表”。这次会议是彭真同志、康生去的，事先没有预计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大家很气愤。北戴河会议讨论起草和定稿了一封给赫鲁晓夫的信，进行了回答。赫鲁晓夫不顾国际信义，立刻撕毁合同，撤退全部在华专家，停止设备供应，进一步向中国施加压力。小平同志告诉苏联人，你们给我们这么大困难，“我们准备吞下去”。这样一来，内忧又加外患，国家进入了困难时期。
在这样一种情况底下，周总理、陈云、李富春、薄一波等，主张对经济战线来一个调整，提出了进行调整的“八字”方针。也就是要把一切不切实际的经济指标退下来。由于农村问题最先暴露，调整农业就成为首先要解决的中心问题。
也是这个时候，毛主席要周总理主持起草一个农村整风整社的文件，后来叫做“农村十二条”。这个文件的下达，是大幅度调整农村政策以战胜严重经济困难的开始。刘少奇在对这个文件草案进行审改时，加了这样的话，“一切干部和群众都必须了解，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决定环节，目前我们所规定的以生产队为基础的公社三级所有制，必须在一定的时期内固定下来，绝不允许对它有任何侵犯，特别是从上面来的侵犯。已侵犯了的必须赔偿，否则，就要破坏生产力，破坏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等。这说明少奇同志在农村问题上是清醒的。
说到这里，就要回过头来说一下，为什么少奇同志老是没有把心思转到编“刘选”上来呢？
1960年毛主席带我们几个人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胡乔木在读书期间主要负责编《毛选》第四卷。读完书以后，过了春节了，那时我已经回到北京，乔木向毛主席汇报第四卷编辑情况，汇报了差不多一个来星期。全部工作报告了毛主席，得到了毛主席的同意、肯定，说：好，可以出版了。还讲：我的选集就出到第四卷，到新中国成立以前为止。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现在不出。又说：过去说过多次了，要出刘少奇的“文选”，可是一直到现在没有出。现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来了，应该把出刘少奇的“文选”列上日程。胡乔木回来传达了。
当时正好有一个民主革命补课的问题，一个对苏谈判的问题，一个应付布加勒斯特会议的问题，小平同志忙得不可开交，顾不上搞“刘选”的事。好像到了北戴河会议以后，才在一次书记处会议上正式决定要编辑出版刘少奇文选。指定负责人是康生、陈伯达。他们便筹划组织，选定编辑队伍。
这个时候，已经到了要开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了（1960年底到1961年初）。而且农村严重情况的材料已经反映上来，使毛主席意识到，农村的问题不认真对待不行了，社会主义建设不能那么急，不能务虚名而招实祸。这时“农村十二条”已经下达，收到了好的效果。但是他觉得农村的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调查，进一步了解。他就此讲，全党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61年要成为一个调查年，要进一步了解农村情况。提出每省市自治区的第一书记要亲自抓两个公社进行周密系统的调查研究。他还讲，他自己也要亲自去作调查。接着组织了三个组：陈伯达一个组，跟毛主席一起到广州；胡乔木一个组，到湖南；田家英一个组，到浙江、安徽。要求散了会就要下去。
这个事情一来，陈伯达要找人，其中找到了原来康生准备组织参加编辑“刘选”工作的人，一个我，一个许立群。在当时中宣部的教育楼会议室里召集开会。陈伯达讲：毛主席要我作调查研究，我没有人不行呀。康生讲：你把这些人都抽走了，我这个“刘选”的编辑工作怎么办？“刘选”的事，也是你陈伯达的事，你不能不管啊！陈伯达说：要管，要管，可是现在我得听毛主席调动，他调我去，不能没有人帮我忙啊。我跟你保证，调查回来，不但他们参加，我也一定参加“刘选”的编辑工作。这样，我和许立群跟陈伯达调查去了。
我们到了广州以后，得到证明，后来的事实也都证明，光有“十二条”的确还不行，还需要进一步了解，进一步作出新的规定。
我们一到广州，恰好遇上广东省委召开五级干部会议，检查、讨论执行“农村十二条”的情况。大家都说，有了“十二条”，情况大为好转。一致认为，只要认真贯彻“十二条”就行了，农村的问题可以解决了。只有一个公社书记，不以为然。这个人长得不起眼，是个小个子。他大会也好，小会也好，都坚持说：“农村十二条”解决了从上而下刮“共产风”的问题，但是没有解决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生产队内部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刮“共产风”的问题。在大队内部，几个生产队之间平调嘛；在生产队内部，大家吃大锅饭嘛。他说，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农村的好转，不能是真正彻底的好转。
于是，大家同他争论。他说，既然你们认为你们那个办法好，那我也没有办法，但只要让我这个公社按照我们的情况去解决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内部之间刮“共产风”的问题，生产队内部社员与社员之间刮“共产风”的问题，我保证解决我这个公社的经济问题呀，政治问题呀，情况可以根本好转。大家怎么批他、驳他，他都不退却。一个人，孤立啊，很有一股子反潮流的精神。
我们刚到，听了省委这样一个汇报，找他谈。陈伯达马上把这个公社书记的意见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说：这个书记的意见好，证实我们这次调查要制定的政策，就是要解决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生产队内部，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这是一个纲。
这件事传到了胡乔木那里，也传到了田家英那里，都引起了重视。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对毛主席的这个指示的了解更清楚了。这时毛主席又回到广州，他叫胡乔木、田家英都来广州，着手起草“人民公社六十条”，把公社各级组织的职权搞清楚。大家分工负责，各搞一段，然后由乔木统改一遍，陈伯达再统改一遍。这时广州召开“三南会议”（华东、华中、西南三地区）；北京少奇同志召开“三北会议”（华北、东北、西北三地区）。因为有了“人民公社六十条”这个条例出来，毛主席便把“三北会议”的人调到广州，两个会议合起来开，变成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毛主席还把他的信发给大家，说：你们看，只有“十二条”还不行，批评了认为有了“十二条”就行了的观点。毛泽东认为，“十二条”解决了一些问题，但是不具体。这样，会上讨论“人民公社六十条”草案，有修改，有补充，有提高。
少奇同志还在期间主持了几天的会议。他在会上说的有些话是很有道理的。例如他说，调查研究，无非是决定政策，解决问题。首先是提出问题，我们提不出，群众是可以提出的。经过调查，决定了政策，解决了问题，然后还要检查。我们决定的政策是否正确，是否需要补充，还得到群众中去考验。文件讨论完了以后，毛主席讲：这还只是我们的意见，究竟农民、基层还有什么意见，还应该返回去征求他们的意见。这样三个组都拿了这个草案，原来在哪个地方调查的，就回哪个地方去征求意见。小平同志、彭真同志到北京郊区大兴、顺义调查。周总理也利用陪同外宾外出的机会，在湖北、广西、云南、四川等地向省委、县委负责人进行调查。后来又到河北武安县的一个公社作深入调查。少奇同志到了湖南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和他老家宁乡县花明楼公社作了几十天的蹲点调查，并把调查情况尽快向毛泽东报告。
少奇同志1961年5月中旬回到北京，接着在召开的中央的工作会议上，他就明确地说，右倾机会主义已经反了几年，现在是不是要提出反“左”的口号，可以考虑。从全国范围来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这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想要快一点，反而慢了。看来，搞社会主义建设光有好的道德、好的感情、好的干劲不行，还要适应客观规律。饿了两年饭了，铁路还要修几万公里吗？“小洋群”还要搞那么多吗？工厂还要开那么多吗？招待所还要盖那么多吗？害了一点浮肿病，死了一些人，全党、全国人民都有了切身经验，回过头来考虑考虑、总结经验是到时候了。再不能继续这样搞下去了！这是少奇同志经过调查，有了切肤之痛的呼声。
我们回去征求农民意见，农民一方面高兴，一方面说还有问题。还有些什么问题？在胡乔木调查的那里，农民说公共食堂不解散不行。因为条例草案上这时还维持办食堂。农民反映说，每家每户自己烧饭，可以这样吃、那样吃，要节约吗，今天多吃了一点，明天就少吃一点，劳动多吃一点，不劳动就少吃一点，有杂粮也凑合一点、粗细搭配一点。办公共食堂就是吃一样的东西，大锅饭不能满足不同需要，并且造成严重浪费。我们在广东作了一个生产队70多户的挨户调查，他们中劳动力强人口少的人家，对草案七分按劳、三分供给，还保留了三分供给制的尾巴有意见。的确，同等的劳动力，同等的贡献，家庭人口少的就少分，家庭人口多的就多分，明显不合理，明显会伤害劳动积极性，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我们反映上去，也得到了重视。1961年5月北京的中央工作会议，汇总大家征求来的意见，去掉了草案中保留的两个尾巴，一个食堂，一个三分供给。
但是还有一个大队核算和小队核算的问题没有解决。在广东我跟陈伯达讲过。他说，这个问题按照“三包一奖”可以解决了。实际上没有解决。到了1961年11月，王任重根据湖北的经验，说核算单位留在大队这一级不好，还是下放到生产队为好。立即得到了毛主席的同意，又作第二次条例的修改，把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了。这说明，原来郑州会议就提出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以前没有落实，到了这个时候才全面落实。从1961年后，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这一原则没变。
1961年三四月份，我回到北京，正式参加“刘选”的编辑工作。在我和许立群被抽调去搞农村调查的这一段时间里，康生组织熊复、姚溱、王力、范若愚还有他们那个理论组李鑫等几个工作人员，收集、查阅刘少奇的档案。从白区一直查到解放后，约有500万字。当时的方针是按照《毛选》的下限只选到1949年。他们从中搞出了个选目。康生说，选的不选的，都要让少奇同志认可，好做下一步的工作。
这时少奇同志在湖南。康生带着选目去了长沙。少奇同志听了汇报说，你们先搞着吧，现在我回不去，在这里看过去的文章，心情转不过弯来。
少奇同志后来对我们说，他到湖南农村后，农民对他说，这几年共产党睡觉了嘛！一直等着你们快点醒来，你们就是不醒。现在你们下乡来了，说明你们睡醒了。你们再不醒，我们就要拿起扁担上街了。他听了这些情况，深感责任重大。
少奇同志在家乡了解了很多情况，时间越久，工作越深入，越感到问题的严重性。
康生从湖南回来后，我们按选目分组工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党建组的一个工作重点。这篇文章原来有一节叫“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好学生”，苏共20大后，感觉继续提做斯大林的好学生与国际思潮不合，想了个主意，把恩格斯、斯大林的名字从小标题上去掉。考虑文中原来有斯大林论列宁，没有恩格斯论马克思，就补了恩格斯论马克思。这样，原来的内容保留了并且增加了，但标题变了。少奇同志从湖南回京后，我们就此向他作了汇报，他同意了。同时我们向他说，原来分三章，其中理论修养一章，薄弱一点。他说，你们想办法增加吧，我也想想。
在这次汇报会上，他讲了一个观点。说：解放后，《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出版过一次，到现在20多年了。20多年人们还想着这篇文章，包括国外也有人认为这篇文章有可取之处。什么道理呢？我想，马恩列斯解决的是党建路线问题、理论问题，路线问题解决了以后，要提高党员的修养，要解决党员个人利益和党的利益的矛盾问题，这方面我们有新东西，有创造。确实，这方面少奇同志有大贡献，这也是人们记着它的原因。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它曾教育了几代的共产党人，使他们真正从思想上入党，自觉地建立起共产主义的人生观，自觉地去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他们在胜利面前不骄傲、不停步，在挫折面前不气馁、继续前进，成绩面前不居功，缺点错误面前不掩饰。荣辱不惊，喜忧不惊，处变不惊。抛弃私心杂念，不计个人私利，只是想到怎么有利于人民。多少共产党员因此成为了打天下和治理国家的英才。中国共产党有这样一批共产党员在，那当然就无往而不胜了。
在我们汇报到《清算党内的孟什维克主义》这篇文章时，少奇同志说：这篇文章写作的时候，是为批评王明的投降主义的。王明的投降主义作为孟什维克主义来批是没有错的。但是，王明在抗战以前的“左”倾教条主义不好说是孟什维克主义的。三次“左”倾路线都不好叫这个名字。这个题目以及文章里的内容是不是改一下，当时有当时的条件，当时有当时的对象，现在看，有不准确的地方，叫反对假马克思主义比较合适。后来我们是照他说的改的。
听了汇报，留下一个问题是怎么充实理论修养部分。少奇同志说，他也想想。可是马上他又到东北和内蒙古林区作调查去了。我们便按照他同意的选目，把工作做到告一段落。他回北京后，他口述，我记录，在理论修养部分增加了二三千字的内容。
1961年八九月，同年在北戴河小平同志主持起草的《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工业七十条》）提交庐山会议讨论。毛主席看了比较满意，认为在工业管理上总算有个章程了。但是也有人不满意，在会议讨论中，上海有同志就挖苦说这个条例是刚从苏联学习回来的人写的，照搬苏联。这时小平同志已离开庐山去朝鲜访问，彭真在意见不统一的情况下，采取折中办法，条例内容不动，搞了个中央转发《工业七十条》的指示，把不同意见也反映了进去。
小平同志回来，发现人民公社六十条贯彻得不很好，工业七十条也执行得很差，主要由于分散主义。他认为，有必要开一个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全国县委书记以上的干部都到会，三四千人，议题就叫反对分散主义，实行集中统一。对此，有人建议，让大中型企业党委书记也参加会议。小平同志同意。这样就形成了七千人的规模。小平同志同时讲了一个很重要的思想，说群众路线是少奇同志在《论党》里加以阐述和发挥过的，是党的根本路线，但是它的实现形式，大搞群众运动只是一种形式，不是唯一形式。这是小平同志针对“大跃进”所犯的错误总结出来的很好的意见。他认为，贯彻群众路线要靠经常工作，一点一滴的工作，要深入到群众中去，认真听取群众的各种意见，同群众一起商量各种问题的解决，踏踏实实、深入细致是基本功，只大搞群众运动，流于形式，会出来各种毛病。真正深入群众，真正同群众一起商量了的，搞错了，群众会同我们一起纠正错误。小平同志的意见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认为很重要，说集中统一，就要做到五个统一：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
要开这么一个大会，就有许多准备工作要做。一个工作就是准备会议文件：第一个文件题目叫毛泽东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两条战线斗争；第二个文件是人民公社六十条；第三个文件是工业七十条；等。在准备这些文件中间，我们工作人员想了个办法，工业七十条这个文件只选条例本身。我们还跟小平同志反映，有人说，七十条是从苏联留学回来的人搞的。小平同志笑着说：我倒是从苏联留学回来的，但是是几十年以前留学回来的，不是刚回来的。
1961年11月中旬到12月中旬，少奇同志在广东疗养。康生提议趁着少奇在广州，把“刘选”编辑组一起搬到广州去。没想到编辑组一到广州，少奇同志接到中央要在北京召开七千人大会的通知。他一听就说，得回北京。把我们撂在了广州。少奇同志的这种心态、感情很可贵。他几次讲，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目前这种情况，眼面前的事，他放不下。少奇同志回京了，我们就从11月一直在广州干到第二年春节，又从头到尾对所选的文章修改了一遍。在这种情况底下，我们非常希望下一步少奇同志能一篇篇地看，能一篇篇地给我们提意见，我们好按照他的要求再进行加工。
春节后我们回到北京，七千人大会还在开。
七千人大会少奇同志的报告经过多次修改，基本定型后送给毛主席。毛主席说，好啊，有了个稿子发给大家讨论，大家提意见嘛，少奇同志不要在大会上念稿子了，大家看了就行了。毛主席自己就不习惯念稿子，延安七大，后来的许多全国会议，大都是稿子搞了七八遍，印发大家，然后他在会上讲他自己还想讲的，发挥一下、解释一下正式稿子上没有的东西。他希望少奇同志也这样。
这样在七千人大会上，少奇同志就有了一个书面报告，一个口头讲话。现在回过头来看，书面报告也好，口头报告也好，都从总的方面总结了“大跃进”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方针政策。但口头讲话，毕竟没有像书面报告那样是经过磨来磨去的功夫，说得比较开放，语言也自由一些，有感受很深的东西随口而出，难免说了些不好听的话。后来我参加修改他的口头讲话时，在把大家的意见向他汇报中间，他不断插话。我的突出印象是，他情绪很激动。他说：犯了那么大的错误，给人民带来那么大的损失，我们这是第一次总结！只一次不行，以后每年要总结，一直总结到十次八次，才能深刻地接受错误的教训。讲到历史上饿死人的事是要写到史书上去的时候，他情不自禁地骂了一句，并愤愤地说：我当主席时，出了这种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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